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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他者的顾彬:从“误解”到“垃圾论”

发布日期:2021-09-13 20:56    点击次数:176

按:德国人顾彬在国内学界一般以汉学家知名,从纪念他七十五华诞而出版的《顾彬成果目录》以及与他的长期交往,方维规则看到了一个多重身份的顾彬:著名汉学家、颇具感染力的诗人、散文家、当代德国哲学研究者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……无论处于何种身份,顾彬都注重语言本身对思想和道德的塑造作用,并将汉语视为自己的“故乡”之一。而作为争议性的存在,顾彬本人就是理解或误解的极佳话题,引人思索中西相遇中“他者”视角的优长与困境。

《顾彬:“往前走,找你自己” 》

文 | 方维规(《读书》2021年8期新刊)

十多年前,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制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《中国通》,介绍十位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国际著名人士,从基辛格、中曾根康弘到顾彬(Wolfgang Kubin)。“顾彬”一集的开场白是我做介绍:“顾彬是三位一体: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。”我当然知道这一说法只是化约,现在面对为了纪念他七十五华诞而出版的近两百页的《顾彬成果目录》,感觉更是如此。他有多张面孔,不少人恐怕只知道一张:德国汉学家,或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。早在二三十年前,中国读者已经见识了顾彬专著的两部中译本:《中国文人的自然观》和《关于异的研究》。然而,诗歌吟诵会上的另一个顾彬,那个颇具感染力的诗人顾彬,很多人并不知晓,尽管中译本《顾彬诗选》在十年前已经出版。好多年前,我曾邀请他到北师大做过一个系列讲座,而他讲的是当代德国哲学,好些听众有点纳闷儿,一个汉学家讲哲学?而对我来说,“汉学家”早已无法用来给顾彬“归类”。

顾彬著作《没有墨水的诗人》与《顾彬诗选:静一述林》(来源:whb.cn)

他前两年发表的散文集《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》,收入的是他近些年用中文写的散文和小品文。他在这部文集的“后记”中自问自答:“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吗?好像是。”在有些西方国家,在哪国用哪种语言从事写作,常被看作所在国的作家或学者,这是常有的事,可在中国不是这样。不过,顾彬在中国已经得了不少奖项,包括“首届全球丰子恺散文奖”。把这么一个奖颁给老外,真不多见。不知这能不能解决他提出的身份问题,他好像常在这个问题上纠结。有人因为他的中文书而把他看作“德国中文作家”,不知他是否满意。 

顾彬的中文很好,但他也知道中文很难,说自己原来并无胆量用中文写散文。那多半是应约而写,本以为编辑部会修改润色,谁知人家就这么发表了。有些“洋泾浜”中文,效果居然很好!诗人王家新甚至对他的“德式中文”赞不绝口,说他用汉语创造了一种鲜明的、富有个性和特殊味道的文体——“顾彬体”,具有别样的表现力。他甚至认为顾彬以他的方式重新“发明”了汉语。我不会用“发明”二字,但大致赞同王家新的观点。顾彬曾在一篇文章中说,他的原则是越简单越美,就好像小孩的话,总是直白的,直白是美的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顾彬体。他的语言很单纯,也常和小孩的语言一样,或许会有语病,但是很真。这里说的当然是他的汉语散文语言,而不是写论文的学术语言,德语纯理语言是很复杂的。

北岛曾说,顾彬的诗“简短而节制,富于哲理”。这约莫也是顾彬散文的特点,那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散文,是诗人写的散文。不过我想,吸引中国读者的,肯定不会只是所谓“顾彬体”,更多的是他写的内容,他的观点,他看问题的角度,或让读者换一个视角,尽管他本人一再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意义。我们知道,他逮住机会就批评中国当代文学,话还说得很损,却抱怨自己不被中国人理解,而他已经说得很明白:“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,经常没有被理解成我原来的意思:这个批评同时也是对中国当代语言的批评。不少中国人认为,语言只是用来表达内容的工具。但是语言不能像纸包裹面包一样去包裹内容,语言本身就是内容。”他甚至声称“中国当代小说家都不是为了语言而奋斗”。遭骂本在情理之中。

北岛与顾彬(来源:dw.com)

顾彬的语言观,来自他经常援引的伽达默尔。“我们人是语言,除了语言外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因此语言是我们唯一的‘房子’,我们存在的房子。”他当然知道,把语言看作“存在之家”(Haus des Seins)是海德格尔的名言,但他不在乎有纳粹前科的海德格尔,乐于绕道伽达默尔来说语言:我们除了语言,什么都没有;或者,语言受伤,就无家可归。他不仅在论文中,也在散文中不断谈论语言。中国有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之说,顾彬是三篇文章不离语言。

他在《汉学是外国学吗?》中说:“中文是很美的语言。这个语言给我打开了门,打开了梦的门。是错的吗?我希望不是。我今年七十岁。坦率地说,没有中国文化,就没有我。但是我对中国的了解只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吗?我将近五十年活在中国的文明之下,我还是一个外国人吗?在德国人眼里,我太中国人。李白与庄子不光过去决定了我的路,现在还是。没有李白,就没有顾彬。是中文,是语言,是外语让我找到我的路。”套用伽达默尔的意思,找到了回家的路,找到了家;用顾彬自己的话说,汉语是他的故乡之一。

他常给中国人讲述一段德国故事,即“二战”后的德国人如何重新学习德语,原因是十二年的纳粹统治对德语的滥用和破坏,纳粹意识形态和官方语言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。在他眼里,“二战”后德国的大部分城市满目疮痍,而被纳粹强奸的德语或许是更深重的困境。尤其是“年轻一代”作家,把重建人性和拯救被纳粹毒化的德语看作自己的道德使命。他爱讲伯尔和拯救德语的故事。

顾彬(来源:wikipedia.org)

在这一语境中,他曾援引奥地利诗人艾希(Günter Eich)一九四五年的一首名诗:“《清点》(Inventur)这样开始:‘这是我的帽子/我的外套/我装在粗麻布袋里的/刮胡具。’孩子的语言吗?肯定,但是美,也非常深刻。”(《我的中文》,二〇一五)在顾彬的汉语散文中,常能见到这类语言,乍看有点笨拙,实为诗语言,给人清新之感。不过,如在战后德国那样,他把语言批评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,这恐怕是很多中国人受不了的,至少是一个棘手的话题。研读中国古典文学出身的顾彬,在“文革”期间到北京学了一年现代汉语,似乎没学到多少,故而比较清白,他有直截了当的中文口语,无须像在战后德国那样,面对扭曲的德语而“砍光伐尽”,“从零开始”。

也是在说当年清算纳粹语言的时候,顾彬还告诉中国人,当时德国作家如何通过学习外语、翻译外国文学来克服变态的德语。而今天的他,也还在借助外语改进自己的德语文笔,通过翻译中国当代诗歌来提高母语水平。听来有点不可思议,但也许是有道理的。可是他管得太多,在不同场合和不同语境中,也要求中国作家多学外语,阅读世界文学原著,吸收其他语言的养料。“由于他们不能通过原文阅读世界文学,他们便不能通过别的语言、别的传统或别的世界观寻求灵感。”(《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》)这可得罪了不少人,引来不少非难甚至忌恨,因为大多数中国知名作家不懂外语。

尤其在外语问题上,好些中国作家对顾彬很反感: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,学外语干吗?还有人说,学外语会破坏母语。在这些人眼中,顾彬不仅带着傲慢和偏见,还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。显然,他笃信一个德国的坚定观点:语言和思想是同一的,语言即内容,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译的,就像雅各布森早先所宣称的那样。这么说,他热衷于翻译只是不得已而为之?另一方面,我们也不能漠视他的好心,他要求中国作家学外语,特别是英语,还有另一层意思: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也翻译外国文学,从中获益匪浅,文学翻译丰富了他们的中国思维,他们的语言,他们的“家”。从实用角度来说,懂外语更有利于国际交流,也有利于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(其实他对“走出去”本身是有看法的,还写过文章)。文学家之间的交流,老靠译员是不行的。有一次印度人请他去讲学,讲中国当代文学,这让他有些不解,为什么不直接请些中国作家来讲呢?人家告诉他,刚从中国回来,那里的作家不会说英语。

顾彬在中国是一个概念,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现象: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,所以很有名。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理解或误解的问题,使我想起多年前我们召开的“思想与方法”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“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”,顾彬提交的会议论文是《茫远的理解,切近的误读——论东西方相遇之可能》。他援引当代德国哲学中的一个观点: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可能完全达成。德国文化想必就是一种怀疑文化,他显然是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抛出其命题的。他说:“如果完全的理解真的可能,那就必须视之为一种天运。”顾彬本人就是理解或误解的极佳话题,很能让我想到中西理解的问题。

他提及两种理解中国的常见形态:其一,以西方标准和术语来评判中国,所谓“中国也有这些”,仿佛中国没有自己的东西;其二,“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文明”——顾彬称之为“陈词滥调”。第一种思维形态,多半见于一些温厚的西方汉学家;第二种则多半来自那些喜于对西方煽动“羡憎情结”(resentment)的中国学者。顾彬显然不属于这两种人,他是个冷静的汉学家,常喜欢“唱黑脸”,时有惊人之语,这在他的中译本论文集《野蛮人来临:汉学何去何从》(二〇一七)中随处可见。而他的“不可知论”,已经见于我早就拜读过的《误解的重要性:重新思考中西相遇》(二〇〇五)。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他的经典之作,故而也将之收入“思想与方法”会议文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该文引发的思考是我召集那次会议的缘由之一。

[德]顾彬:《野蛮人来临:汉学何去何从》,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(来源:douban.com)

这篇论说“误解”的文章,时有机智和睿智之言,不乏灼见。他所说之误解,不是那种有意为之的创造性误解,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错觉。对于西方有些亚洲研究学者的一种观念,他很不以为然:完全理解“他者”是可能的。在他看来,“理解”就其词义而言是不可能的;理解和解释并非结果,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:今天的理解,明天就可能被修正。不仅如此,他者的有些方面,你无法理解或者必然误解。看来顾彬是一个不甘寂寞或不愿止步的人,不然他不会想象,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或另一种文化会多么乏味。我们或可发问,他早已内化于心的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接受,是否使得一切都是永无止境之过程的思想在他那里过于固执。这一观念当然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,亦见之于有些中国古代思想家,但时常与胡塞尔、伽达默尔和其他一些现象学家的思想相左。

让他感到乏味的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常说的“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”,或者“请以我看自己的方式来看我”。对于这类观点,他做过淋漓尽致的批驳:那不但不切实际,而且是老生常谈。他怎么也弄不懂,为什么中国人要求外人从中国看中国,自己却老是从本雅明或福柯来解读中国文化呢?他认为误解是人类的权利,现代学术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不确定的理解,从而不断推进探索和认识过程。没有误解便不可能有理解;换句话说,唯有一定量的理解,才会生发误解。因此,理解是误解的补充,反之亦然。顾彬的误解论,既是经验之谈,也是哲学之谈,我以为是有价值的。显然,他长期在与他所说的那两种理解中国的常见形态唱反调。他很任性,欣赏奥地利表现主义诗人特拉克尔彰显其执著的名句:“往前走,找你自己。”

顾彬是有问题的,这当然不是我的看法,否则我们不会有三十年之交。说其有问题,而且问题还很大,是当代中国作家,以及相关学者和主流批评家:对他不屑一顾者有之,咬牙切齿者有之。回头想来,这都是他自己惹的祸。那还是二〇〇六年的事,他接受“德国之声”采访时,说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;人们后来得知他说的并不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学,而是个别女作家用“身体写作”,那不是文学是垃圾。一切都源于中国一家地方小报的炒作,却被媒体无限放大,西方也有乐此不疲的人,结果是他声名大噪。其实,“垃圾说”本不是他的发明,坊间早有此说,只是他把同行私下说的话拿到桌面上来了。这还了得,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,这可是海外汉学名人顾彬说的。外来和尚好念经,应和者不少,但骂声也很响亮,顾彬此前从未受到如此关注。他曾试图澄清事实,但无济于事,“垃圾说”已经存在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顾彬的名字似乎总要跟“垃圾说”连在一起,已被人牢牢记住,几乎成了惯性思路。

2014年9月20日,顾彬与欧阳江河以《受伤的汉语》为题,讨论语言在现代进程中的变化(来源:《三联生活周刊》)

顾彬有点各,给人“偏激”的印象,但他有自己的判断,一直还在翻译中国当代诗歌和散文,还有中短篇小说,他怎么可能自甘堕落,老跟“垃圾”打交道呢?不难看出,他这个老外给中国当代文学贴上令人不快的“垃圾”标签,兴许并不出格,他的批评也不都是空穴来风。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本来苛刻,在他眼里,中国当代诗歌成就非凡,小说却很一般,甚至落后。我隐约觉得,他把当代中国文学家分成两大派:诗人和其他。当然,他对诗人也不一视同仁,恐怕对其他作家也是如此。总的说来,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看法是他们耐不住寂寞:“先要求出名,再要求成功,还要求发财。”他的批评毫不含糊: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中国文学离不开政治,一九八九年以后的文学铜臭味太浓。不用说,不少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无法接受他的批评,有作家说他破坏了中国作家的名誉。不过,假如他们知道顾彬如何鞭挞美国或美国的中国学,或许会稍微释怀。

我想,虽然他早已是个中国通,可他似乎常在中国享受着德国人说的“Narrenfreiheit”:狂欢节时,可以百无禁忌;或者装傻,想说什么说什么。这或许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特权。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人了,一个诚实的人!这才是关键所在,人间都应如此!肖鹰认为顾彬是批评性汉学的代表人物,我赞同他的说法,批评性思维正是中国所需要的,而不是老在自己给自己打高分。

当时听到“垃圾说”的时候,我能猜出顾彬用了哪个词,那是德国人常用的一个词,在中国也一样,确实可以将之翻译成“垃圾”。但是,同是所谓“垃圾”,它在中国人和德国人那里的反响是不一样的。要是他说德国当代文学是垃圾,不少德国人听了以后,可能只是耸一耸肩而已,绝不会像在中国这样引起轩然大波,或曰“冲突事件”,其余波延续至今。这也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?在此讲述这个故事,主要是想说明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同,以及中国在“垃圾说”之前还一直受着诺贝尔文学奖的折磨,对有些评判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。如何在理解时把握分寸,时常也与不同的文化史和社会史有关,与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有关,与人的自信程度或缺乏底气有关。若像顾彬所说的那样,理解和解释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,那我只能说,中国要完全理解顾彬,还需时日,目前肯定很难。我们知道,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几乎无法对话。

“垃圾论”让顾彬在中国一夜暴红。他原来只是圈内的知名汉学家,这下成了公众人物、媒体红人。聚焦效应不只见于大众媒体,亦见诸学术期刊。“顾彬现象”甚是热闹,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当代文学价值的大讨论。在这一背景下,顾彬主编的具有通史意义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译本出版,其中包括顾彬著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。不用说,这本书特别令人关注,书评也不少,赞誉者有之,贬抑者也不乏其人。若说“垃圾论”引起的分歧伴随着吵架和泡沫,这回至少在表面上冷静了许多。我说“表面上”,是因为在那些客观分析的字里行间,还是能感受到一些情绪性的东西,不少用词也直接来自早先的“垃圾”事件。

[德]顾彬: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(来源:douban.com)

文学史涉及大量史料,这回轮到顾彬挨骂了,连同他的“批判性距离”和“个性阐释立场”。有人找到“疏漏”,有人见出“误读”,令人不满的是他的“西方标准”和“精英意识”。陈晓明不但认为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》同中国人的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有隔膜,而且写得没有逻辑。这很让人难堪,但较真的顾彬恍然发现,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,该书20%的内容在中译本中被删除了,尤其是理论阐释部分。所以他说,陈教授懂德语就好了,原作是有逻辑的。

同顾彬多有来往的人知道,他不苟言笑,颇有点冷峻,但不难打交道。他在交谈时喜欢倾听、发问和追问,然后坦率地说出他的观点。我没旁听过他给中国学生上课,我的猜测是,上课不容易。这不仅涉及不少中国学生还不习惯他的思维和说话方式,他的黑色幽默,兴许还不赞同他的世界观。